2022年5月28日，年届76岁的重信房子终于重获自由，走出监狱。她面带微笑，神情温和，看上去与那个曾经持枪扫射敌人的凶悍战士截然不同。然而，这位年逾古稀的女性，曾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绰号——“红色女帝”。
她不仅是日本赤军的创始人之一，更是日本左翼运动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。
那么，这个曾经把毛主席奉为精神导师、曾多次向我们寻求指导的日本左翼组织，究竟是如何在日本逐渐没落，最终走向消亡的呢？
当年为何会被日本民众乃至世界多数国家贴上“恐怖组织”的标签？
我们平时提到的“日本赤军”，其实和日本国内的“赤军”并不完全相同。在日本，提到“赤军”，可能是指“联合赤军”，也可能是“赤军派”，或者是由重信房子领导的“日本赤军”。
展开剩余90%这几个组织之间错综复杂，彼此关系扑朔迷离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属于左翼阵营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都是从日本共产党分化出来的。
俗话说：左翼派系细分无穷无尽，右翼却往往铁板一块。作为左翼，首要“传统技艺”之一便是彼此拆台，日本自然也不例外。
二战结束后，日本政治舞台上的山头林立，各类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而最早崛起的左翼力量便是日本共产党。到重信房子出狱的2022年，正好是日共成立一百周年。
虽然如今的日本共产党在政坛影响力大不如前，但在现存的日本国会政党中，它依旧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，成立于二战前，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造使其获得合法地位，避免了以往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镇压。
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，给日共成员带来了极大的革命信心。他们相信，既然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亚洲这样的大国扎根，那么在日本也不会水土不服。
精神上，日共视教员（毛主席）为偶像，但行动上内部却意见分歧：有些人主张议会斗争，有些人则坚持暴力革命，武装斗争又细分为城市游击和农村包围城市（正是借鉴了我们的经验）。
然而到了1955年，日本国会的格局开始稳定，自民党与社会党掌握了约80%的席位，而自民党又是社会党的两倍。
这一年1月，日共发布了《党的统一与其他民主势力的团结》纲领性文件，宣布放弃武装斗争，转向通过议会革命争取选民支持，逐步取得国会多数，推动社会主义改造。
这种路线本身并无对错，毕竟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采取了议会斗争的策略，因此不能单纯断言日本的路线是错误的。
但日共内部却产生了分裂，一部分成员认为这是一种修正主义，于是脱离日共，成立了新的组织——共产主义者同盟（简称“共产同”）。
共产同与日共迥然不同，后者虽无统一纲领，但依然是政党；前者充其量只是由左翼人士组成的联盟。
1959至1960年间，共产同活跃起来，参与了第一次安保斗争。简言之，这是反对自民党首相岸信介允许美国驻军日本的抗议行动。日本人民普遍反对美军驻扎，因此掀起了大规模抵制。
共产同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突出，形成了轰动效应，成为那个年代不可磨灭的社会记忆。舆论普遍支持反对派，甚至岸信介的外孙、后来成为首相的安倍晋三，也曾高喊“安保！反对！”
然而岸信介坚定推进《安保条约》，即使面对巨大的社会反对压力，最终条约还是通过，岸信介也因此下台。
这场斗争因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在与警方冲突中被踩踏致死，极大影响了当代日本大学生的思想，改变了共产同的成员构成。
最初，共产同内部还有一些思想成熟的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年斗士，但安保斗争后，大学生比例激增，进而在共产同内部分裂出更为激进的派别——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。
该派系负责人是京都大学的盐见孝也，主张武装斗争和革命应超越国界，燃起全球反美帝的革命烽火，日本赤军也因此诞生。
日本赤军起初不过是略显激进的进步左翼力量。
当时，正值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，越南战争也在激烈进行，许多日本大学生被激励，怀揣革命理想投入游行示威。
学校和政府对这些罢课、贴大字报的小动作并不重视，日共也未对这些“激进学生”施加实质压力。
这种忽视对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。于是他们不再满足于校园内的抗议，纷纷走出象牙塔，投身城市和农村的游击战，拿起武器试图震慑政府。
在赤军派内部，又分裂出联合赤军，继而诞生了重信房子领导的日本赤军。
重信房子的父亲曾是战前臭名昭著的“血盟团”成员，深受其影响，她坚信只有血腥革命才能实现真正变革，且革命不应囿于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，而要树立国际主义视野。
1970年，日本赤军劫持一架国内航班的事件，标志着他们的武装斗争逐渐蜕变为纯粹的恐怖暴力。
该航班“淀号”从东京飞往福冈，日本赤军成员持日本刀与仿真枪劫持飞机，要求飞往朝鲜。
机长石田真二冷静镇定，提醒他们必须在福冈空军基地中途降落。然而劫机者缺乏地理和飞行知识，依旧尝试直接飞向朝鲜。
韩国方面协助机组引导飞机降落在金浦机场，赤军成员才惊觉误入他国领地，周围竟是美军驻地，令他们震惊不已。
经过协商，赤军以机组人员协助飞往朝鲜为条件，释放了机上上百名无辜乘客。
这部分劫机成员被朝鲜以“继续调查”为由留置，而机组人员则被朝鲜外务省人道护送返国。
此事件深刻影响了重信房子，促使她坚定“走出国门”的决心，并将反美斗争前线锁定为中东地区。
赤军声称其目标是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，然而不断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，已经严重偏离了初心。
无论是日本国内的联合赤军，还是远赴海外的重信房子领导的日本赤军，都犯下了暴力滥用的罪行，只是程度有所差异。
重信房子离开日本后，首站是黎巴嫩，她加入了“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”，即著名的“人阵”，它是巴解组织的八大构成部分之一，在贝卡谷地建立了根据地。
虽然位于黎巴嫩境内，该地区实为叙利亚控制。最初该部队人数不多，约200余人，但却是日本三大赤军中国际影响力最为显赫的一支。
1971年底，接受特种训练的约40名日本赤军成员响应重信房子的号召，坚定不畏流血、跳脱民族狭隘，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。
当年5月30日晚，三名赤军成员伪装成游客，在以色列卢德机场展开袭击行动。
他们拆开小提琴盒，组装捷克制造的Vz-58突击步枪，开始无差别扫射，造成24人死亡，78人受伤。
三人中仅一人被捕，其余两人当场引爆手榴弹自杀。
事后，重信房子通过黎巴嫩媒体发表声明，承认对此行动负责，并高度赞扬“日本战友”的牺牲精神，称其为对1948年迪尔-亚新村大屠杀的报复。
这次事件震惊了日本社会，人们难以想象几个日本大学生竟远赴中东发动恐怖袭击。
此后，日本赤军与意大利红色旅、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一道，被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。
有趣的是，1972年后，黎巴嫩诞生了许多名为“奥平”的阿拉伯男孩，以纪念机场事件中自杀的“奥平刚士”，被捕的冈本三公也被誉为“阿拉伯之星”。
之后，重信房子领导的日本赤军不断践行其激进理念，实施多起暴力行动，包括劫机、袭击新加坡炼油厂以支援北越、占领日本驻科威特使馆等。
直到1987年11月21日，日本赤军重要成员被捕，名单落入日本警方手中，赤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日益萎缩，最终走向消亡。
而留在日本国内的联合赤军则犯下更为恶劣的罪行。
1972年2月，联合赤军在井泽山区的秘密基地被警方发现，警方抓获一名人质，双方对峙数日，参与围攻的警察多达两百余人，却被联合赤军凭借人质阻挠。
警方先是劝降，承诺宽大处理；随后求助心理专家，但对这些激进左翼成员无济于事。
最终，日本警方找到三名激进分子的母亲，试图通过情感劝说来结束僵局。
当时，中美建交消息已传出，激进派视中国共产党为全球无产阶级新希望，仍以毛主席为偶像，许多人读过《毛选》。
母亲们试图劝告他们偶像已“妥协”，无需继续坚持，但由于信息封闭，激进分子不信任母亲，甚至向其开枪。
多日僵持后，警方攻破基地，发现被关押的人质安然无恙，但山坡上发现14具尸体，均为“变节者”，被赤军脱光衣服毒打致死并遗弃雪地。
其中四名女学生仅因佩戴耳环被视为资产阶级象征惨遭杀害，还有一名怀孕逾八个月的女学生因结婚怀孕被绑在树上冻死。
评价日本赤军是一件复杂的事。
总体来看，他们的行为和路线都是错误的，但不能否认他们曾有一定革命理想，且在中东等地得到部分被压迫群体的支持。
他们杀害无辜确实是事实，但总体上也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。
重信房子领导的日本赤军功过参半，既非光辉的革命英雄，也非彻底的恐怖分子；而留在日本国内的联合赤军则始终未成熟，像一群盲目激进的青年。
日本赤军仅学到了我国革命成功的表面形式，未能深入理解其本质。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先在生产力发达国家建立，苏联虽未完全遵循但主攻城市工人阶级；而中国采取的是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战略。
同理，日本无需完全复制中国经验，议会革命在日本同样有可能成功，日本民众生活尚好，缺乏急需武力推翻政府的迫切需求。
综上，日本赤军不过是一群理想主义者，缺乏成熟理论指导、坚强领导与正确路线，最终走上歧途的年轻激进分子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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